劳动的目的是财富更是自由
毛泽东曾讥讽某些理论研究为“马尾巴的功能”，邓小平对姓资姓社十分反感，封杀了类似的理论争执。前者是对理论权威不屑一顾的挑战，后者则直截了当的表现了政治话语对理论话语的否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两人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对学院派的形而上学的从理论到理论研究深为不满，“马尾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姓资姓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的争执对今天的现实困难的改善有什么意义？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任何真理的形成都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和反复实践不断修正的，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这样。不能奢望有一组“真理”能保你永远拥有真理、一劳永逸的立于不败之地。当然，没有这样一组真理也不能意味着可以蛮干，或“瞎子过河摸着走”，从而否定理论对实践具有不可置疑指导作用。由此可见，迷信理论不行，没有理论也不行。因此，姓资姓社的争论有必要争论下去，不是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不仅是为了坚持和保护共产党的合法性，更是为了让中国的革命运动健康坚实迅捷的发展，并取得令人信服的向真向善向美的进步。
为了避免政治话语对理论话语的轻蔑和否定，理论家们应当避免过于专业化，在概念中攀登让人产生离地面太远的感觉。最近我读了三本书：一本是中央民族学院经济学院刘永佶先生的《劳动社会主义》，一本是西北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主编的《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研究和认识》，还有一本是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通过读何先生的书，知道了中国理论界就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观有着不同的界定；基本上有“窄”、“宽”、“中”三种。恰好，上述三种观点正是我最近读的三本书的作者所代表的观点。我把“窄派”《劳动社会主义》定为“左派”,把“宽派”《给你所有爱的人以自由》定为“右派”，“中派”《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研究和认识》还是中派,这种分法更有便于人们理解.八十多年来中国人已经对“左中右”的定义有了足够的认识，只不过以“家天下”为主体意识的正统思想，影响了政治家的判断力，把一字排开的阵势，变成了“左”“右”置对方为死敌中间夹了个“受气包”的阵势。致使我们内耗不断内伤累累惨不忍睹，好心人为了让我们尽快忘记这些事，就将“窄中宽”代替了“左中右”，其实，大可不必，我们就是要用这些醒目的符号，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惨痛的教训，从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剔出产生分力的杂质，不断地使合力得以凝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应该说中国的现实是右（宽）派得意的时候，因为劳动三元素已经渗透于政治话语中，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生产的基础理论，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茅于轼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亦得益于此。也是“时世造英雄”；社会变革的巨大压力必然带来冲动，抑制这种冲动的最佳对策，就是寻找一条现成的渠道来释放这种冲动，西方模式就成了我们应付压力、现实的最佳选择。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人都是自私的”定义上，或者说是“趋利避害”，这似乎应该算是明智的。然而，如果这种趋利避害以加害于他人、盘剥、欺诈、侮辱、掠夺他人利益为效果；或者单方面制定规则，合法的侵害他人利益为效果，这种趋利避害无论如何也算不得高明，更不能说是道德的。这就注定西方经济学应该注入道德观念。茂于轼先生就是试图做这样一种图解；《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基于这种构想。“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靠经常打官司来维持，而是靠市场经济的道德维持的，一个有良好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1）然而这样的道德不存在，也不可能解决一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动机和目的的本能的、又冠上唯一被实践证明了的现代经济学科学体系，既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运动，（线向运动、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又丧失了人类精神活动空间，（文明艺术、自我意识、价值观念）所带来的失落和危机。因为既然肯定了人的自私性，否定人的利他原则，否定急公好义、扶危救困、助弱抑强、舍身求仁、舍己为人等等高尚品德的价值和合理性，那就无法想象人的精神需求的必要性，就要视这种“精神享受”为“精神疾病”。
西方经济学不仅能优化整合，而且还会制造稀缺；即假性稀缺，假性需求和假性财富。举个最为现实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资本缺口很大，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具备了稀缺性，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就是大量吸引外资；用什么来吸引外资？就是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地租、厂房，还有的就是官员的腐败——给点贿赂就能换回巨大利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后两个条件也具备了稀缺性逐渐淡出，惟独剩了一个条件——廉价劳动力，只有使劳动力更廉价，才能吸引大批外商投资。于是如何鼓励农民工入城打工，如何把城里“价格不菲”的劳动力降下来，经济学家和政府以及投资商互相默契配合，取得了卓有成效地成绩。直至今天农民工欠薪危及到不愿到城里打工了，影响到廉价劳力的充盈，政府才出面干预。可见劳动力的充盈与资本的稀缺是相对的。几无成本的劳动力，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经济学家的高明，政府的政绩。这就是稀缺性的出处之一。风靡一时的“破窗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又一种注解；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纯粹的健康而有理性的消费经济。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既为人们的物质需求，也为人们的审美理念，又为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还为生生不息地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管这一套，什么赚钱干什么，怎么赚钱怎么干，美国社会是西方经济学最为先进的国家，同时也是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在这种经济学的诱导下，人们付出了超出生命力能够承受的巨大的劳动，也获得了很多财富，但是却失去了享受生活的好心情！失去了美好明天的希冀！小布什发动的美伊战争，人们评论说这是“西部牛崽”冲动所至，其实不然，恰恰是小布什迎合了美国人现实的精神状态——烦躁、不安、恐惧、无望。就这一点有点见识的人都有同感，包括福山、亨廷顿，福山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亨廷顿则认为搞好现在世界经济秩序就足以使人们耗尽脑汁，还妄谈什么未来？这些都是实用主义先天不足，也是实用主义难以祢补的致命缺陷，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必须放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审慎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从而否定了所有可能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未来的审慎的思考
在中国，实用主义派生的经济学的推行遭到了四个方面（官文化思想、传统文化思想、共产党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兼容或抵抗。在这个兼容或抵抗过程中，官文化思想和共产党思想是比较容易兼容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比较难以攻破。为什么这么说？官文化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唯一地人生信条，或曰：“他人就是坟墓”。在大多数人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不是这样，只有西方经济学家和官文化思想者们难能可贵地取得了一致，引以为同志。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官文化思想者是彻头彻尾的“人性恶”的信奉者，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将这种信条作为“假意设置”，以此为基础构架秩序制度，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家会对官文化进行理性批判，恰恰相反两者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上狼狈为奸。也就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官僚资本主义。与共产党兼容为什么也比较容易呢？一方面是长期教条主义认识马克思思想的结果，另一方面为清除教条主义采取的威权方法，不但教条主义没能得到很好的清除，机会主义趁势占据了有利位置，假公济私现象毫无节制的蔓延，在共产党内形成了能够左右局势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什么马克思、什么工人阶级、什么劳动价值理论不屑一顾，西方经济学理论恰好是他们寻求合法化借口，左右力量此消彼长，西方经济学与共产党右派相结合=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要遭受的最大抵抗是传统文化思想，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试图嫁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可以说都没能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意在于此！毛泽东的失败不等于西方文化兼容中国文化的彻底失败，世界一体化文化兼容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但是优势文化不等于优秀文化。而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决不可视为“一堆垃圾”，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最优秀的文化在中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深刻判断，并不像实用主义者认识的那样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该是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抵抗西方经济学理论另外一股力量；作为开放性理论，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巨大的兼容性，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不断失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性质的认识也不断完善起来，“只有不断批判的能力，才有不断进步的可能”，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这种抵抗是全方位的抵抗，新与旧、正确与错误、按人的理性发展还是按人的欲望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更符合人性的自由发展，怎样发展才能使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的正途。这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正是这种抵抗使西方经济学家“幸福生活”迟迟没有降临到最不幸的人群当中，幸福生活只在“该享受的少数人”得以享受。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搞的经济学家们土头灰脸，“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正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想摘录茅先生这样一段话：“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条款对我们是否公平？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看，它是平等的。但是，拿结果来看未必那么平等，因为公平竞争的结果对于弱者是会吃亏的。正好像大个子和小个子打篮球，虽然规则是公平的，但是，小个子肯定会输。不过在贸易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会输，但是肯定不会赔钱，因为赔钱的买卖我们可以不做。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我们做赔钱买卖。所谓输是指我们赚的钱比人家赚的钱要少。这是因为弱小国家受到更大的限制。比如中国和美国做 生意，中国只能出口旅游鞋等低档产品，而美国既能出口低档产品，又能出口像喷气飞机那样的高档产品，人家的选择范围比我们的宽，这造成竞争的不完全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大国和小国贸易的时候也会发生，因为小国不可能样样都能出口。另一方面从竞争规则的普遍应用来看，发展中国家又沾了便宜，因为这些自由贸易的规则是发达国家多年经验，花了很多代价摸索积累总结出来的，现在我们不费任何代价就能拿来应用，节约了学习成本。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又能埋头苦干，国家的致富应该是很快的。不会像发达国家过去用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不想评论这段话，因为我在看这段话在抄这段话时心情十分不平静，感觉十分不好：这似乎不是我们的人在说我们的话，而是我们的人在说他们的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交易的过程，不仅是争取最大利益地过程，也是维护利益最小损失的过程，如此这般地说我们沾了多大的便宜，人家吃了多大的亏，这样有违交易原则的交易，即便我们愿意，人家应该未必肯干。在这样的经济学家主张的、人家赚了大钱吃了大亏，我们赚了小钱沾了大便宜的交易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钱都是怎么赚来的，赚谁的？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在这样只沾大光不赚大钱的交易中，我们何时才能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现在水平？又何时才能与发达国家一样吃着大亏赚着大钱？只此一问就不敢苟同茅先生的谋划是兴国之策。
西方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但是对“自由”的解释却不能太过于自由，我认为自由应该理解为“彻底解脱”，就是你认为什么东西限制了你的行为、思想，你从中摆脱出来，就获得了一点自由。自由不可能是别人给以的，换个角度说，能够给别人以自由的人都是“有权力限制他人”的人，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当官的”。要当官的爱别人，并给别人以自由，这种想法只能追溯到“大禹治水”神话当中。另外，给以的“自由”是好东西吗？毛泽东时代严格规定工厂不得以任何借口解雇工人，到了江泽民时代，工厂可以随便解雇任何工人，领导说是“放龙归海、放虎归山”，给了我们最大的自由，失了业的我们什么也不会干，找点粗活、脏活、累活干干，农民兄弟的孩子们又抢着干了。这样的“自由”不给也罢！
在西方经济学专家眼里，金钱是唯一的价值，也是人类进步的唯一阶梯，市场经济学说的普适性等等，都成了互证链条。人类从武力专制到经济专制应该承认是个重大的进步，而且世界不平衡发展使不同层次水平的人面临着不同的亟待解决的难题，无视这些不同之处与否定多元发展道路都是人类智障的结果，也是对人类追求自由这一唯一的价值观的有意识的误解。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就在于掌握话语权的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施放的“障眼法”。马克思是为数不多的洞察了这些“障眼法”，并且有着高尚品德和话语能力的社会精英之一，他深刻地批判了“现实是社会发展唯一的合理解释”，指出了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家园，肯定了人类的理性智慧完全可以取代欲念愚昧达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摆脱了欲念愚昧，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智慧，建设符合人类真善美发展的家园和历史，认证人生真实意义的过程。生产劳动是实现自由（人生价值）的唯一通道。
何炼成先生是研究劳动与劳动价值论最有成效的专家之一。遗憾的是这种研究沦落为政治话语的注解；何先生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一步一步的扩大内涵，尽管有时其认识先于“社会主义”实践，有时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总是不离现实政治的需要。导致何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矫正自己的观点的原因，是何先生失去了马克思认识问题的立场。劳动对于马克思来说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媒介，更是人与人的媒介。前者是不必论述的，后者才是马克思论述着力点；毋庸置疑马克思的思想是以阶级的观点为基础的，马克思也是无产阶级当仁不让的代言人，这就奠定了马克思鲜明的阶级立场，在他看来劳动的选择权、享乐权、占有权、荣誉权是劳动者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力，任何侵害这些权力的行为都是不义的犯罪行为！只有当劳动成为人生最有意义的行为之后，人类才算踏上了正途。也就是说马克思对于劳动行为方式本身并无定义，而对“为什么劳动？怎样劳动？生产什么？谁来享有劳动成果？诸如此类的问题给以是与非的定义。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层都对劳动行为给予彻底的否定，劳动者不仅失去了劳动的选择权和占有权，也失去了劳动的享乐权和荣誉权，因而劳动的意义完全异化，劳动本身就成了被剥削被压迫代名词。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立场上给劳动以定义：凡是失去了选择权和占有权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凡是享有选择权、享乐权、占有权、荣誉权的劳动都是非生产劳动。这个是与非不是以劳动成果为考量的，而是以在劳动中受到多少伤害为考量的，这就是否定之否定。中国社会并不因为冠名“社会主义”而使劳动的意义得以回归，刘少奇与时传祥的故事恰恰说明了这种回归的艰难，时传祥的儿子当上了局长，更让人感到这仅仅是个政治期货交易。对劳动价值的肯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和必由之路，离开这个主旨所建设的社会最好不要冠名社会主义社会。何先生研究四十年劳动价值理论，对这一论点的认识不可为不精深，但是这种研究对中国农民工被拖欠微薄地、仅够糊口的工资现象，有没有点责任？该不该负点责任？能不能负点责任？想必何先生也颇为感慨吧！
“哲学的意义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的碑文昭示着人类正在趟出无知的沼泽。刘永佶先生的《劳动社会主义》一书，正是中国人为趟出无知的沼泽、改造世界所做出的勇敢尝试。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从春秋战国到清初两千年的文明优势，经历过无数大苦大难的中国人，应该比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更有见识，更有政治智慧，更懂得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以及所需的条件和动因。这当然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兼容的必然结果。只要中国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官文化”，打倒惟我独尊的专制主义，把民主的诉求变为民主的现实制度，集中起全人类的才智建设一个富有、平等、博爱、自由的世界，就不仅仅是个美好的愿望。这不是马克思个人的愿望，这是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人、其中包括那些信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没有这样的愿望。
人类终将从对“神”的、对“武力”的、对“金钱”的崇拜迷信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既是人类生产的过程，又是人类认识的过程。这些个过程结束以后，人类就不再崇拜它物了？是的！人类没有它物可以崇拜了，只剩下崇拜自己——最后的崇拜物，通过揭示发展自己的媒介——劳动，直至每个人只崇拜自己（自由发展）。
在社会主义前置劳动一词，既捋顺了繁杂的社会主义内容，又指明了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目的和性质。眼下，轰轰烈烈的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制度的建立和颠覆，遭受了灭顶之灾，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的捍卫下失去了以往的光辉，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得到空前的稳固和发展。历史呈现这种情景是非常正常的。一味着怨天尤人至少说明你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显现出本色，《劳动社会主义》的作者刘永佶先生就显出了这种人的本色，从他的书中，任何一个试图建设美好世界、认清自己的人，都会看到另一种情景，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想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景色。
与资本主义物质刺激下的生产力竞争，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的长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不仅是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同时也应该是共产党的政治战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同，评价体系自然也就不同，资本主义崇尚的是资本，社会主义崇尚的是劳动，所谓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在于社会主义避免了资本主义发热地经济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把人变成生产的机器，更加着力于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协调发展。舍弃这一点去和资本主义比较物质享受发展，那就不如去掉共产党的名号和主张。
当然劳动生产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所以刘永佶先生把社会主义冠名为“劳动社会主义”，不仅为突出了劳动在“三元素”当中所占据的绝对位置，还要努力发展和巩固这个绝对位置。至于怎样突出、发展、巩固劳动价值， 依我的看法：就是用劳动稀缺平衡资本稀缺，团结农民工与城市在岗工人、下岗工人、失业工人。组织起自治工会，对那些任意侵吞工人利益者，给予协调一致的抵制，坚决不给他干活，让他们的发财梦只能是一个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劳动力的稀缺中获取劳动者的利益和做人的尊严，劳动不仅为了财富，更是为了自由，如果劳动者既没有得到财富，（连菲薄的工资都得不到）又没有获得自由，我们为什么要低贱地去为资本家劳动？像茅先生说的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又埋头苦干，国家致富应该是很快的。茅先生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们如何致富的问题，所谓埋头苦干应该不是指广大“汗水流尽难糊口”的广大失去选择权和占有权的劳动者，不是指他的知识输入，（我一直认为他老人家是搞知识输入的，这种沾了大便宜，挣了小钱的知识输入贸易，只能使国家越来越穷，决不会使国家越来越富，我对此起了个名字：知识买办，即便真是国家致富了，我们在贫困交加中挣扎，两者有何干系？）而是指他努力学习埋头苦干，但愿他老人家早日发明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知识，输出给西方富国，让我们（虽然我们并不是我们，但茅先生曾经引以为我们，我们自然乐意与名人为伍）也能吃个大亏，赚个大钱。（虽然茅先生能给我们以自由，但是信奉西方经济学的他，决不会把知识输出挣得钱分给我们一毫一厘，但我们毕竟是我们，得不到实惠，得点口惠也行吗！）当然这样做势必违反现行法律，（国家成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也就成了“国家主人”，也就丧失了与资本家最有效地斗争方法；罢工）很多善良的人不愿意看到这一步，谁又愿意以身试法？只不过要确立劳动价值，建设劳动社会主义，争取社会公正公平自由快捷发展，不可舍此最为现实最为可行最为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