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干预也需要健康发展
刘效仁
5月21日下午，成都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骨科病房，几天来饱受失眠折磨的41岁浙江伤员王虎(化名)忧心忡忡。地震时他和同事们在四川旅游，单位本来计划去卧龙认捐一只大熊猫。但地震引发的泥石流，使他的许多同事瞬间被埋。被送进医院的王虎表现得非常坚强，妻子和女儿也从来不提地震的事。但在心理专家看来，他们都需要心理干预，“有时坚强未必是好事”。
对地震不堪回首的记忆，对余震胆战心惊的等待，目睹亲人近在咫尺的死亡，都在折磨着灾区的人。心理干预，这个以前更多出现于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词，在地震后频繁亮相。笔者曾经在5月13日，就撰文提出心理干预应与救灾同步进行。刊发于14的湖南潇湘晨报上。此后，类似的呼吁一时间充满了媒体。继后便有一批批官方或民间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有专家认为，灾区群众的心理支援可能将持续20年。
事实上，不仅仅灾区的百姓心理需要救助，包括那些志愿者甚至包括心理工作者都需要心理干预。况且从灾区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心理干预者本身并不专业，甚至一个干预对象可能要轮番接受不同人的不同指导，反而导致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根据中国心理学会危机和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调查，有超过50支1000多人的心理救援队伍赶往四川灾区（2008-06-23 1中青在线）。但是，混乱也随之而来。“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各种心理援助组织，有政府的、民间的、本地的、外地的，太多的人打算对灾区群众进行心理救助。”一位从北京赶到绵阳的精神科医生至今想起来还是有些头大。救援人员自身的能力资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的心理救援行动的组织工作暴露出许多漏洞。“专家、志愿者、救援队之间都没有沟通，更谈不上资源整合，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对受灾群众的心理造成更大的干扰和伤害。”从唐山大地震、克拉玛依大火、大连空难到后来的桑美台风、山东火车相撞，再到现在的汶川大地震。灾后心理干预由最初的缺失，发展到后来专业医疗机构自发组织，再到国家组织，直到现在国家主导下与民间力量一起行动。地震让心理干预走向大众，但心理干预本身如何健康发展，同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