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军总是不能掌权？

空军秘书长Wynne 和空军参谋长莫斯里在白宫三军听证会上


五角大楼公布了空军领导层人选
现任国防部行政管理处长Mike Donley接任空军部长。
现任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Norton Schwartz上将接任空军参谋长。
现任空军副参谋长Duncan McNabb上将接任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
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William Fraser III中将提升为上将，接任空军副参谋长。

当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组织主要人员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 Mike Mullen上将（海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 James Cartwright上将（海军陆战队）
陆军参谋长 - George Casey Jr.上将
空军参谋长 - Michael Moseley上将（已辞职），Norton Schwartz上将（已提名）
海军作战部长 - Gary Roughead上将
海军陆战队司令 - James Conway上将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 - William Fraser III中将（空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民警卫队助理 - Michael Sumrall少将（陆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预备役助理 - James Graves少将（空军）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高级士官顾问 - 暂缺
联合参谋部主任 - Stephen Goldfein少将（空军）

那些穿着蓝色空军服装的将领们实际上无法爬到军方的高层。历史上，那些手握大权的联合司令部司令出身于空军的凤毛麟角。例如，在欧洲，这样的人只有两位：在1956-62年间做过欧洲最高联军司令的洛里•诺斯塔德将军，和在2000年至2003年间位居同职的约瑟夫•瓦特•罗尔斯顿将军。
事实上，另外唯一的由空军官员担任首领的联合司令部是创建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北方司令部。其两位司令官—拉尔夫•艾伯哈特将军(2002-04) 和小维克多•雷纽厄特将军(2007-现在)—均为空军。
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人了。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从1947年开始，先后被21位海军上将领导过，但其中没有一位是出身于空军（或者其它服役部队）。美国中央司令部自1983年成立以来，有过9名司令官，他们都是来自于陆军，海军部队或是海军陆战队。美国南方司令部历任30名司令官没有一名出身于空军。最新的区域指挥中心--美国非洲司令部的首位司令也是来自于陆军。
的确，如今空军官员领导着美国战略司令部及美国运输司令部。不久之前，空军还担任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和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此外，从内森•特文宁将军(1957-60)到理查德•迈尔斯将军(2001-05)，空军还有机会轮流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尽管如此，随着联合战斗司令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能感觉到空军被忽略而且甚至可能被轻视了。如果空军力量是当今军事行动的主要力量－实际上确定也是这样－那么，你将会期待着看到更多的空军出任司令。但情况为何不是这样呢？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些记录不可能成为历史的一个意外事件，这些数字是很完全的。事实上，空军历史学家菲利普•美林格称：“这些统计数据简直太好了”。
统一指挥系统的诞生大体上与空军力量的诞生一致，因此随机选举可能导致了在不同的现役部队中选出数量上大体相同的司令官。按照美林格（一位退休的空军上校）统计的结果，通过计算在朝鲜半岛战争，越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的四星联合作战司令的数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有110位战区司令。
空军只提供了上边提到的四位司令—他们分别是诺斯塔德，罗尔斯顿，艾伯哈特及雷纽厄特。而陆军已经成为压倒性的主要服役部队，在那110位联合战区司令中共提供了75位。海军中产生了25位司令，且其中大部分均来自太平洋战区。甚至连海军陆战队都超过了空军，根据美林格提供的数据，海军陆战队中共产生了六名军区司令。
当谈到非地理战区的四星司令职位时，美国空军的纪录更好一些，但也仅仅是处于边缘罢了。在这类共71名司令中，共有21名来自于美国空军。（1999年十月七日，大西洋司令部改为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且其任务从地理地区责任改为功能性职责。）尽管如此，海军还是在这类司令数量上大大地超过了空军，海军产生了30位此类司令。
针对空军很少能担任战区司令的现象，专家们引证了许多可能的原因。此列表首先开始于空军作为一个机构的特殊性，且延伸到美国军事有关力量阻碍发展的观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政治性，五角大楼的任命及国会确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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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拉尔斯顿将军，时任欧洲最高联军司令，在马其顿一个会议现场。

首先，看起来相当清楚，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空军并未重视对战区司令部的领导。正如美林格描述那时的心情时所说：“空军的缩影是只想着担任首领或者空军空中作战司令部的司令。”他继续说道：“其它的任何时候，只剩下一些面包屑了。”   
在漫长的冷战期间，美国空军的任务紧紧地集中于由重型轰炸机携带的核威慑力量。空军的将军们将目光锁定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令人恐惧的力量上，战略空军司令部是一个“特定”的或者说是单一服役军种的司令部。在其成立后的46年以来，战略空军司令部共有过13名司令。从1946年的乔治•肯尼，到库蒂斯•勒梅及罗素•道戈蒂，再到1992年的乔治•李•巴特勒，他们都穿着蓝色的空军制服。

转变
此外，直到近期，表面上“统一”的联合战区司令部才真正被单一军种的准则及偏爱所统治，即在某战区作为主要的供应军种。在欧洲及美洲，陆军处于统治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则是海军。而在中东地区，是海军陆战队还有陆军。
在冷战后期相对平静时期，总司令的工作并不是太受欢迎，因为这将使一位高级官员远离其军事分支机构及其所属的军种。总体而言，军事力量取决于其服役军种。在这样的框架下，空军更倾向于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或者是空军司令部的司令，而不是在其它边远的地理战区担任更高的行政及外交职务。
然后便发生了三大转变。分别如下所述：
戈德华特-尼可拉斯法案。于1986年10月签署生效的戈德华特-尼可拉斯法案改变了全国的指挥控制链，从而使得战区司令拥有了在其战区范围内所有武装力量的直接领导权。相比于陆军，海军及空军等部门对其本部门军事作战的计划与指挥，如今的战区司令则占据了控制权的统治地位。反过来，战区司令并不向其所在的军种汇报，而是直接向国防部汇报，国防部才是战区司令的直接领导者。实际上，通常是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进行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充当一个顾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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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里•诺斯塔德将军是唯一两位担任过欧洲最高联军司令的空军官员之一

海湾战争。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更为肯定地证明了战区司令的新权力及其威信。这场战役使得原本并不显眼的陆军军官诺曼‧施瓦茨柯普夫将军成了一名全球超级明星。施瓦茨柯普夫将军后来写道，当他掌管中央司令部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他“被绊倒在一条被忽略的边境上”。他同时也极其坦诚地写了他是如何获得这一职位的。他写道：“中央司令部传统上都是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换人，自从现任司令乔治‧克里斯特来自海军陆战队，因此他的继任者将相当肯定地是由陆军参谋长选定的人选。”而他恰好就是那个人。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使得施瓦茨柯普夫和中央司令部均被聚焦于镁光灯下。此战役的快速胜利及全球媒体对施瓦茨柯普夫的崇拜是自从艾森豪威尔及麦克阿瑟时代后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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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政策上升。自军队离开海湾地区以后，美国及其几个盟国留下来在伊拉克南部及北部地区建立一个禁飞区。整整十二年时间里，中央司令部都均包含有来自空军的伊拉克军事力量，另外较为不重要的，还有海军军舰在海上被制裁。尽管如此，中央司令部仍然继续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之间换人。总是由地面部队专家掌管一个空军及海军战区的奇怪性使得某些人质疑空军将军为何就不能被考虑担任这一军区高级职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缺少美国空军将军掌权的问题变得引人注目。这看下来似乎像是空军力量已经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所有以上三个因素，特别强调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的地区政策使得战区司令转而在国防政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很突然地，便开始强调合作及联盟。战区司令发现他们处于合作盟约，更大军事训练集团等等的前沿。
反过来，回到华盛顿，政策制订者更多地听取战区司令的意见。他们所说对于国防策略及计划的重构有了新的分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新的强调联合准则及联合作战构想的说法，这些都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影响。
一些人辩称，战区司令应该对五角大楼计划，项目及预算考虑等方面拥有更多话语权。 长期以来，那些司令官每年都产生集成优先名单，称为军区的所需的最高的新系统，但是，这些名单常常被礼貌地拒绝。 如今，一些人试图给予战区司令对于资源的意义重大的实际控制权，为此不惜放弃军种的“组织，训练及装备”权力。
由此产生了一个难题。 如果军区司令将寻求更大的权限，而这里边却没有空军的身影，那么谁将传达美国空军的愿景呢？
在2000年7月，空军大学的宇航规则，研究与教育学院发表了一篇名为“曾经的蓝月亮：战区空军”的文章，作者是空军中校霍华•贝洛特。贝洛特的研究工作将问题定位于以下事实（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在参与政治进程方面，相比其它服役军种，空军看起来具有更窄的教养且更少的参与机会。”此外，贝洛特的研究还建议陆军及海军司令尝试记录各种各样的其最终掌控的军区内的任务。
贝洛特的结论部分基于理查德•切尼的观点，那时候，理查德•切尼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还未担任美国副总统。 在一次与贝洛特面谈时，切尼主张陆军及海军试图在司令部队列中安置了许多“努力”的官员到具体的战区。但空军却并没有这样做。
传统因素明显对选择产生了严重影响，且空军并不是遭受欺骗的唯一军种。 美国南方司令部看起来好像自从1963年成为一个四星司令部开始便一直由陆军掌管。 这样考虑的目的是，此军区里的大多数军队都是由陆军战士创办的，因此美国也应派一名陆军去管理并与其它军区的官员加强联系。 这种观念只有在1997年的时候才有所改变，当时任命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军担任该战区的司令。 然而，即使现在已有陆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员担任了此职务，而空军官员却从未有过担任此职务的机会。

海军的坚持
任命空军将军约瑟夫•拉尔斯顿为欧洲最高联军司令是一件头版头条的重大事件。 拉尔斯顿接替陆军将军韦斯利•坎内•克拉克出任该职位，克拉克在1999年北约在塞尔维亚的军事作战中失去了联合作战力量的信任。 拉尔斯顿的任命标志着自1963年以来首次由一名空军担任一个大军区司令。
乍一看，拉尔斯顿的职业生涯似乎违反了有关如何建立一个战区司令部的建议。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越南战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拉尔斯顿在空军内部保留了许多领导工作，并在人员的研究，发展及招收等方面花了大量时间。 他曾参加三军大学陆军学院的学习，后来又在国家战争学院学习，但这只是直到他1996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前的在空军以外的唯一任务。
拉尔斯顿被提名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当有报道称几年前，他与妻子合法离婚之后，被卷入一场婚外情事件，他因此撤回了有关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提名。 陆军的亨利•谢尔顿将军当选，从而也使其成为陆军三号人物。
尽管如此，实际上拉尔斯顿具有担任这个欧洲职务的恰当履历。 他的作战经历及人员管理经验使其适合于对新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发展，而这在欧洲战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在其担任副主席的几年时间里，拉尔斯顿赢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及五角大楼管理层的信任。
甚至在冷战结束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职位仍然是战区司令部的皇冠之珠。 拉尔斯顿直到2003年才退休。尽管如此，第二次尝试任命空军官员担任主要军区司令时，进展并不顺利。
这一次，五角大楼领导人提名一位名叫格里高利•马丁的空军将军接任即将退休的托马斯•法戈，担任太平洋司令部指挥官。 尽管如此，最终很清楚的是，无论是戈德华特-尼可拉斯，还是任何其它力量均不能将海军从这张交椅上刮跑。
我们现在得以知道，情感及传统联合起来，使得海军一直拥有对此司令部的控制权。 在军队的历史叙事中，美国舰队及飞行员在太平洋地区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潮流。自那以后，有关司令部的情感牵连在珍珠港简直不再受到怀疑。有一种逻辑是要在海军手里保持这样一个大的海军战区，然而同样的逻辑在其它司令部却打了折扣。例如，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官员轮流和美国空军官员掌管美国战略司令部，这是受控于美国空军的空军战略司令部的直接派生。
在2004年夏天，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试图打破一直由海军掌管太平洋司令部的惯例。以详细考察各军种将担任关键职位的提名者著称，拉姆斯菲尔德也展示出他愿意拒绝各军种的提名者担任联合或高级职务，经常在决定一个候选人前考察好几个提名人选。从拉姆斯菲尔德开始，那些负责主要职位的高级官员从博学的人才转变为需要专家来担任。
因此，当法戈接近门槛边缘且高级海军上将在推测在他们中谁能在珍珠港胜出时，拉姆斯菲尔德出乎意料地提名一位名为马丁的空军官员来担任太平洋司令部的最高职务。
当这些发生的时候，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行事务官员相当温和地对《星条旗报》说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跟所有联合司令部一样。它可由来自任何军种的合格官员担任司令一职。”对这一部分，法戈称赞马丁为“一名很棒的官员”。
尽管如此，在私下里，海军却无意识地感到震惊。更确切地说，这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高级成员同样适用。其中一人是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一名退休海军官员，曾在太平洋司令部服役并曾在越南战争中成为一名战俘。麦凯恩的祖父在1968年至1972曾经担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到了面对面对质的阶段，在十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是否批准马丁担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尽管官员们被要求宣誓真实并坦率地发言，但马丁的听证会却变成了一个雷区。
参议院提前提交给马丁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有关太平洋司令部的话题上。尽管如此，在听证会上，麦凯恩使马丁意识到前任空军采购主管达林•德云，德云被判有罪并入狱服刑。马丁说他“没有任何不适当之外”，当他几年前与她一起共事的时候。麦凯恩愤怒地表示：“我怀疑你是否有能力担任司令一职。”
这是对一名美军高级官员油滑的侮辱，但马丁却优雅地撤回了其提名，并称：“我相信对于我的撤回提名，太平洋司令部及空军材料司令部（那时还属马丁掌管）均很感兴趣，尽管我并没有被卷入KC-767加油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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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比赛
威廉•法伦被从其现任位于美国弗吉尼亚诺福克的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的职位上调任太平洋司令部，担任现在空缺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
麦凯恩对马丁提名的破坏标志着空军被忽略的开始。在2007年3月，法伦从太平洋司令部调往中东地区的中央司令部。这次出乎意料的调动结束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长达24年的对中央司令部的领导。很明显地，这其中并没有有关将指挥权交给海军官员的偏见。这只是在于没有任何一名来自空军的官员被认真考虑过担任此职位。
此后不久，由于退休使南方司令部的最高职位空缺。这份礼物同样也送给了海军。
无论其原因是否是私人的或是制度上的，抑或是两者均有，空军长期以来均没有足够数量的人员担任司令部的最高指挥官。当战区成为国防策略的焦点时，这些不一致现象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严重。至少，空军的前景受到了冷淡的待遇。
不可否认地，看起来这些模式一定会变化—如果不是马上的话，然后将会相当迅速。正如贝洛特所说：“如果……空军想在比赛中接到球，难道不应该有空军的某些资深人士在一些比赛中担任四分卫吗？”
有三项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空军必须推荐其高级将军担任司令部领导职务。在今天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人员管理的任务，而是空军官员们作为战士借以赢得信任的任期。正如贝洛特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弄清楚占据美军思想主导地位的地面军种也是很重要的。最后空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验应该继续加宽武装有出色的联合技能的航空及空间战士的基础。
第二，有关空军寻找一个主要战区时应捕捉那些在政治进程中引人注目之处。无论如何，空军应该防范其晋升程序基于“政治可接受性”，一名退休的空军四星上将如是告诫说。同时，记录数据也需要的候选人在空军外部掌权。输送最好的候选人需要丰富的经验，首先应考虑三星上将等官员。
第三，所有证据均显示，空军需要找到更有力战斗或更好开展政治工作的途径，从而使那些主要官员在其仕途上走得更远。“为了我们的人，我们需要在政治舞台上做更多更好的工作，”美林格说道，“看起来我们不想为政治进程弄脏我们的手，因此我们为一些一丝不苟付出了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