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刘宏超一行人在一个名叫‘金珠旅行社’的小巧的藏式宾馆住下。这个宾馆位于折西县的南郊，离州中级人民法院只有一街之隔。宾馆的住宿房间在二楼，推开窗户就能看见河对面陡峭的雅拉山，进藏公路盘山而上，翻过山下山就是公主桥镇。窗下是一条水流湍急，流量却不太大的雅拉河。河水穿城而过，将折西县城一分为二，但河上又有好几座桥将县城联为一体，折西县城就在这两山夹一水的狭窄的山沟里。县城里的房屋或依山而修，或傍水而建，街道也因此显得十分陡窄。折西县是一个藏、汉、回等民族杂居的高原小城，但这个城市的历史却并不算短，汉代这个地方就已经设了县。县城中有好几座喇嘛寺，寺庙屋顶上的饰物等用黄金包覆，在晚霞余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显得很是壮丽、神秘；城内还有一座清真寺，清真寺附近住的几乎都是回族同胞；这座小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曾有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可惜一场大火将其化为灰烬，听说天主教徒们现在又在酝酿重建一座教堂，并想争取得到出生于这个山城的传教士的后代，一位非常有名的总督的支持。
刘宏超忧心忡忡地对登巴说：“今天街上的游行你都看见了吧，他们这样做对我们很不利，我很担心法院在种情况下会顶不住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法院能否公正审判，就要看法官本人的素质和法院是不是真的能坚持独立审判了。”
“他们这样子闹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现在不明情况的好多老百姓也在跟到闹，那些警察们现在也狼狈得很，有些人上街能不穿警服就不穿警服了。”登巴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相信你是有能力、敢于为多吉说话的。我已经跟拉姆联系了，星期三我们的人也去旁听，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人不会比他们的人少。”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是不会怕的，有法律给我撑腰，我怕什么？我只是担心多吉会不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担心法律以外的因素影响判决。”刘宏超又加重语气对登巴说：“你们找人来旁听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与对方有任何语言上、肢体上的冲突。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要坐在一起，在法庭上也不要说话，遵守法庭纪律，一定不要出事，一出事多吉的事就更不好办了。我们都应该走正常渠道，依法办事。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跟你们的人打招呼，行不行？”
“你放心，我们一定按你说的去办。不会出任何事情的。这个问题我早就给他们安排好了，打了招呼了，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魁梧外表下的登巴显露出他精明、细心的一面。
“你那天说出现场的警官里有一位叫王龙的，能不能在今天将他约出来，我好向他了解一些情况。”刘宏超说。
“应该没有问题。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说着登巴用他的大手开始拨号。


夜幕早早地就降临到冬日峡谷中的小城，不到下午六点半，天就差不多黑尽了。街道两旁的楼顶上的五颜六色的各式霓虹灯给这个高原小城带来了几许现代气息。
刘宏超和王龙警官是在一个名叫‘康巴情’的茶楼见面的。“康巴情”茶楼的布局与省城同类茶搂大同小异，但在室内陈设、家具样式上却有着浓浓的藏式特点，沙发、藤椅变成了藏式坐柜，坐柜上铺着卡垫（一种用羊毛制成的垫子），茶桌也改成了藏式条桌，室内的背景音乐也多是或悠扬或热烈的藏族歌曲。这个高原小城近几年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好多家类似的茶楼，一般人谈重要一点的事情或三五朋友聚会或干脆无聊打发时间，都会到茶楼来坐一坐，泡上一壶茶。
他们几人在一处光线阴暗的角落坐下后，王龙很热情地握着刘宏超的手说：“欢迎，欢迎，我已听拉姆说了，请你一定多费心给多吉好好说说话，这次全靠你了。”
王龙是一位只有二十三四岁，瘦高个但很结实的大男孩，他自我介绍说：“我在折西分局刑警队工作，从警校毕业后就在那儿工作，到现在已快两年了。多吉的案子是我出的现场。”
“请你介绍一下出现场的情况，好吗？”刘宏超说。
“可以，但是请你注意一定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好吗？”
“没问题，我们一定保密。”
“我早就认识多吉，有好几次我们追捕逃犯多吉都是参加了的。前年有一个杀人犯杀人后逃进了野人沟，我们队全体出动去追捕，多吉他们也去了。当时我刚到队里，缺少经验，搜捕时我在一个大岩沟下面突然和那个叫尼玛的杀人犯碰面，由于他在暗处，我在明处，等我发现尼玛时他已经用枪对准我了，就在尼玛刚要扣动扳机时，多吉眼疾手快一枪就把次仁打死了。所以，多吉等于是救了我一命。”说到这里王龙的眼睛已经有些湿润了。
王龙喝了口茶继续说：“出事那天早晨我在值班。早上五点二十分时我正庆幸今天要平安度过了，这时，多吉神色慌张地跑来报案，他手上还拿着那把五四式手枪，当时我拿过手枪检查，发现枪里还有两发子弹。多吉语无伦次地说在他值班的招待所他刚刚用这把枪把人打死了。我马上报告了队里，然后同所长一同赶去了现场。”
“多吉和你们一同去没有？”
“一同去的。派出所离现场有七、八百米，我们到现场时天还没有亮，时间是早上五点三十五分。”王龙答到。
“你们去时看见有群众在那儿围观吗？”刘宏超问到。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天还未亮，群众都还没有起来，就是那个招待所住的人都没有下来看热闹，现场保护得很好。到现场的一路上多吉就向我们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情况我已经给登巴讲过了。”
“登巴已经都告诉我了。”
“我们到现场后首先核实受害人的身份，但那个人身上没有任何证件，看他的外表先还以为是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后来才查清不是。他的伤较重，是头部枪弹贯通伤，流了很多血，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其间一直昏迷，没有说过一句话。”
刘宏超问：“你们在现场还发现些什么证据呢？”
“提取了一枚弹头和一枚弹壳，还拍摄了现场照片。”
“你可以肯定现场只开了一枪吗？”刘宏超接着问。
“肯定是只开过一枪，因为现场只有一枚弹头，一枚弹壳，楼梯边的墙上有一个子弹打出来的弹坑，受害人只有一处枪伤，多吉手枪里原来有三发子弹，报案时枪里还剩两发子弹，多吉自述称打了一枪。一切证据都证明现场只开了一枪，而这一枪正好击中了受害人。”王龙肯定地说。
“你们后来询问过住招待所的人了吗？”刘宏超又问。
“问了，那天晚上有十位客人住店，其中有四位是折南县的出差干部，他们是一个单位的，集体行动，住在205号和206号房，一位是边巴乡供销社的职工，另一位是公主桥监狱的干警，他们两人是朋友，住在一起的，另外还有两位是省城来买虫草的生意人，他们二人住在204号房，最后还有两人是折西县的人，好像是来公主桥镇玩的，他们住在203号房。他们都是男的。这十个人我们都问了，他们都说睡得太死，没有听见早上发生的事情。”
“枪声那么大，怎么会没有人听见呢？你不觉得奇怪吗？”刘宏超若有所思地问。
“他们都说没有听见。不过早上睡意正浓，这些人晚上又都耍得太晚，睡得太迟，加上开枪处是在楼梯间这样一个与住房相对隔绝的狭小空间，枪声有可能不容易被听见。”
“弹头和弹壳都是在被害人附近发现的吗？”
“是的，发现弹头和弹壳的位置在现场勘查图上是清楚标明了的，你去阅卷就可以看见。那个弹头是五一式被甲弹，已经打变形了。”
“打变形了？变形程度大不大？破损了没有？”刘宏超关切地问。
“变形程度不太大，就是弹体凹了一块，没有破损，是完好的。”
“哦。”
“现场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勘查现场时，多吉也一直在现场，他也比较清楚，你去会见他时也可以问问他。”

文小华这时略带几分羞涩地问：“那个弹头和弹壳都鉴定了吗？是多吉的枪发射的吗？”
“鉴定过了，是多吉的枪发射的，这些在案卷里都有。”王龙肯定地回答。
“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案子很简单，一目了然，显然是多吉那天凌晨把那个不知何故闯进招待所的人一枪打伤的，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吉自己也承认。”王龙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地继续说：“我们虽然都很同情多吉，我同多吉也是好朋友，也可以说是生死朋友，但我首先是一名警察，再是朋友，在处理案子时，我也必须按程序走。再说现场也确实如此，那些东西是不可能做假的，更何况出现场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们队长，派出所长都来了的，他们也都同多吉熟悉，但在工作上是要求实事求是的。”
“谢谢你，情况比较清楚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多吉的枪是怎么扣响的，是他自己有意识扣响的还是无意识扣响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个意外？在这个问题上多吉是怎么交代的？”刘宏超又问。
“多吉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说法，第一次供述是‘我就向那个人跑的方向开了一枪’，后来的供述又有‘枪就不知怎么响了’。”王龙答道。
“这个问题阅卷和会见后就知道了。”刘宏超若有所思地说。
“希望刘老师、文老师一定多多费心，尽力帮助多吉。我先谢谢了。”王龙声音有些哽咽的说。
“请你放心，我是一定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刘宏超握着王龙的手说。
就在王龙准备告辞时刘宏超忽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他拉着王龙重新坐下问：“多吉当过兵，在治安上又干了那么多年，他应该知道在使用枪械时，如果不是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受到了直接威胁，应该先鸣枪警告。你说对吗？”
“正确，多吉肯定是知道这个规定的。但那个楼梯间四面都是水泥墙，并且很狭窄，多吉当过兵，知道如果在那个环境下开枪，很可能没有把别人打倒，跳弹倒很有可能先把自己打倒了。所以说多吉一般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开枪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刘老师，你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提醒了我。”王龙眼睛里闪着光答道。
“今天就这样吧，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会再找你的，好吗？”刘宏超再一次握住王龙的手说。
“没有问题，再见。”
同王龙警官的会面使刘宏超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想，如果一切都真如王龙介绍的那样，证据、口供都如此对多吉不利，再加上受害人一方又在不断施加巨大的压力，社会舆论也是一把杀人的刀啊！——在这种情况下，凭自己的努力很有可能是难有大的作为了。现在只有祈求法院、法官能顶住压力，力求公正审判了。想到这里，他对文小华说：“你听了王龙的案情介绍有什么看法？不妨说出来听听。”
“所以证据都对多吉不利，现在就看有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多吉不是故意开枪的，恐怕多吉是在劫难逃了。”文小华答道。
“是啊。但是否是故意开枪，也既是说犯罪的主观方面，就这个案子来说，要找到证据是很难的，行为人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难以准确知道，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和行为本身的外在表现去判断，去尽量还原事实本身。但理论上只能是尽量接近事实，而不可能完全还原事实。这个案子最难处还在于案子本身以外的因素，在于这些因素对案件审判的影响、干涉。你说对吗。”
“对。”文小华答到。
刘宏超接着又说：“这个王龙警官很不错，既富有同情心、人情味，同时也不丧失原则，在原则和人情面前，他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的，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好警察。这使我想起了美国作家劳伦斯·山德斯的一句话‘一个警察是不应该有同情心的。对一个警察来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警察就应该这样。解释、辩护是医生、精神大夫、社会学家、法官和律师们的事。这些人的责任就是要看出黑白中间的灰色，去同情、去怜悯。’劳伦斯·山德斯又说‘警察就得按原则办事。因为……因为必须得有顽石般的标准、铁一般的纪律。一个警察就得按这样的原则行事，而不能允许自己去向人们表示同情或者流眼泪。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所有那些向人们表示同情的人——他们往往是改变了标准，磨平了棱角，软化了法律。但是，如果一旦没有了标准，警察放弃了自己的天职，那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什么都可以改变、通融、软化，万事都那么悦耳动听，合情合理。结果，社会就变成一团糊糊，没有顽石，没有钢铁。而这样的社会，谁还能在这里生活呢？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状态，混乱的世界。’”
“这一段好像是劳伦斯·山德斯在他的小说《第二重罪》里的一段吧？”文小华问到。
“对，现在就让我们去努力探究那黑、白之间的灰色部分吧。今晚早点休息，明天去公主桥镇看看现场，走访知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