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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史（二）一、都是合并惹的祸
1956年，省委决定：五常县和拉林县合并，统称五常县。县政府设在五常，原拉林的干部到五常去任职，原五常县委书记伞玉民，任五常县委第一书记，原拉林县委书记王永新任第二书记，合并后，县委内部意见不统一，矛盾逐渐加深。原拉林县委的领导深感受压，酝酿还和五常分开，并请求省委，在拉林建满族自治县(从现在拉林的体制来看，当时很有远见)。 谁知这下惹了大麻烦，省委派人帮助五常县委整风。经过斗争，错误地把拉林过去以徐黎为首的领导成员，打成反党集团。 王永新(原拉林县委书记)、徐黎(原拉林县县长)、关聘珍(原拉林县委组织部长)、靳忠恒(原拉林县委统战部长)、赵彦春(原拉林县一区区委书记)等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领导职务。 其余原拉林县科长、部长、区委书记、区长都列为反党集团一般成员。包括我在内，虽然没给处分，但成了观察考验对象，以至于“提拔没份，奖励没份”。 从此，原拉林县、区领导在政治上受到很大影响。实际上所谓的“反党集团”是以伞玉民为首的、强加给原拉林干部的一顶政治帽子，压得拉林干部一直喘不过气来。虽然文化大革命后给平了反，但这些受迫害的干部都已到了离退休的年龄，有的干部早已含冤而去……。 二、“浮夸风”反思
下面再谈“三面红旗”，建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强国心切，在经济上一直头脑发热，想在中国范围内，通过“大干快上”等不切实际的想法，使中国人民摆脱贫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事与愿违。 这种拔苗助长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特别是“文革”动乱，使中国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国民经济，至少又落后了20年。 1957年以前，尽管党和国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地大搞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从总的来看，还没出大乱子，刚搞起的初、高级合作社，应当观察几年，加以完善提高。然而，暂时的成绩,使极左思潮更加膨胀。 1958年4月2日河南遂平县嵯岈山建起人民公社，随后，全国几乎一夜之间都建起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全村的人都在一起吃饭)，搞大抹头平均分配，社员之间干好干坏都一样，不干也吃饭，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如我当时所在的兴隆乡前梨大队，干一年一点粮没卖，一个劳动日分0.52元，而民主大队卖粮300多吨，一个劳动日也分0.52元；兴隆西大队四队老梁家，三个劳力在队里干活，到秋后人均分300斤口粮，而王彬四口人，没人上队里干活，人均也分300斤口粮。由于搞大跃进，五常县在下锄农忙季节，从农村抽大批劳动力修青年路、“三八”路、龙凤山水库、大炼钢铁。结果，人抽光了，地里的活没人干了，眼睁睁的看着小苗被草欺死。 到秋后，粮食绝产了，第二年人挨了饿，这一环扣一环的必然结果再清楚不过了，难道全是天灾吗？ 1960年，地里没打粮，到秋后，上边催征购粮，农村没粮送，县里搞大型的“忆苦思甜”活动，把三级干部召集到县里，中心议题是“大哭三天，一笑万年”。民主大队书记齐殿英，忆苦思甜后，来了劲，挂电话叫队里把仅有的20吨保命粮送往粮库，我听到后，非常气愤，立刻骑自行车撵到半路给劫回去。后来县里知道了，陈书记把我叫到县里，批评我右倾，片面群众观点，并作深刻检查。 第二年，人没有口粮，又从粮库给农民发口粮，每人每天保证三两粮。民主大队因人没吃的，把窖里的甜菜母根都给抢光了。我们家邻居老佟家，没有吃的，在野地挖灰菜煮着吃，结果造成中毒，全家人脸全部浮肿，眼睛都看不见，特别吓人。但当时的乡党委书记张景春照样吃喝玩乐。有一天，其小舅子来串门，在乡食堂包饺子招待，席间，其小舅子拿着张景春的手枪，在院子里朝天放枪，结果未响，把枪放下检查时，枪响了，将正在食堂吃饭、刚分配来的呼兰师范毕业的女老师打死，因此事张景春受到处分。 但老百姓挨饿依旧，没有一点改观。这一天灾人祸不是一村一户，是全国性的，是前几年左倾冒进的必然结果。 第二年种地时，农民为了充饥保命，公开哄抢，吃种子。仓里没有粮，田里再不种粮，后果不堪设想，眼看农业生产面临崩溃的边缘……。 就在这时，县里传达了国家中央刘少奇主席的指示：“党员带头，每人一把镐，见缝插针，大搞小开荒，谁种归谁”等一系列政策。 这个指示非常好，把束手待毙的农民潜力一下调动起来，到1962年秋，农民家家口粮基本解决了，老百姓对中央的政策拍手称快。 那时的虚夸风十分严重，上级压下级、下级唬弄上级，逼着你说假话、说谎话。受灾年头根本没什么可卖的，硬让你汇报，兴隆乡兴隆西村没什么可卖的，支部书记奚云凌报卖10万斤谷草，然后又报买10万斤，还要上缴2000元税金。群众都说：“吹牛皮”也要上税。 另一严重问题是各级政府部门，劳民伤财，大搞形式主义。八家子公社大搞全民军事化，干部社员都戴肩牌领章，说军事化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书记、社长都戴两道杠、四个花，大校阶级，党委成员是上校军衔，一般干部大尉衔，村支部书记、村长也是大尉衔，不管在什么地方遇见军衔比自己大的，都得行举手礼。 一次，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八家子的干部戴军衔去的，一个个在大街上威风凛凛，旁若无人，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他们。县武装部长洪文一看就火了，大会开始时，洪文部长气愤的说：“你八家子搞什么军事化，纯粹是诬蔑军队，丑化共产党，我以武装部长的身份，命令你们马上把自制的肩牌领章扯下去，公社领导要在会后写出书面检讨交大会秘书处”。 这下子不但把八家子的人镇住了，有些公社也想搞的，马上吓回去了，从此，这股令人啼笑皆非的歪风被刹住了。 八家子搞了很多名堂，如：大搞“轨道化”。他们把东山的树木砍光，修一条从八家子到拉林，约35华里的木轨道，说用木轨道送粮，不用车马、减少开支，是新的发明创造，还受到县里领导表扬。结果，试车时，车一上木轨就往下掉，一根木头一个坎，推都推不动，别说送粮了。 不久，这个新发明没用一次就拆除了，可东山的树却无辜地被砍光了，几十年无法恢复，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真是罪孽呀！ 记得，当时靠山大队，还搞了个什么“滚珠轴承化”。他们把全大队的铁车集中在一起，把大车的木轴刻成槽，装上小铁棍，说这么改的车，马拉省劲，装载多，县里还在八家子公社靠山大队，召开全县大会，现场推广，结果，试车时，没走多远，铁棍就全掉没了，铁车的木轴也折断了，成了当时的笑谈。 我举以上几个例证，主要是说明极左路线、形式主义虚夸风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如果能按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路线去搞，中国农村早就发展起来了(现在进入的何止是小康啊)。 三、险过社教关
早在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原意是通过“社教”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爱国热情。开展几年后，毛主席感觉方向不对头，锋芒应针对干部。 于是，1963年春，这一运动又重新引向深入。黑龙江省也组成了社教工作队，以省委副书记于杰为团长，松花江地委书记赵荣生、五常县委书记伞玉民为副团长，组成好几百人的省、地、县社教试点工作队，到五常县双桥子乡搞试点。 当时，我正在双桥子乡当乡长。工作队来乡后，马上深入到各大、小队和企事业单位。他们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乡、大队、小队干部和单位领导的问题，重点是乡领导问题。 当时的双桥子乡有四位领导，书记刘佐斌、乡长孙作孚、副书记崔德山、副乡长唐景云。工作队进乡后，就让我们四个领导靠边站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考虑和检查自己的问题，有时还叫我们互相揭发。工作队派人参加，半个月向工作队办公室交一份检查材料，一个月开一次乡、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他们在大会上检举我们乡领导成员的问题，我们只能听、不许辩解，不许反驳，那些揭发的人慷慨激昂，嗓门很高，声色俱厉，吓得我们几位领导头不敢抬、汗流浃背、散会后，才长出一口气。 社教工作队进点两个多月时，把石人大队定位重点大队，大队支部书记和子禄，被揭发出：多吃多占、 接礼受贿、欺压群众、用公款盖豪宅。 工作队还给和子禄贴一副对联，上联是：松花江南无二处，下联是：拉林河北第一家，横批：书记官府。 工作队把这个典型作为靶子，多次发动群众揭发，还拿到全乡大会上批判，并组织全乡广大群众，去石人大队听介绍、看现场。从此，全乡开展起一个新的揭发高潮。 我们几位乡领导也被工作组批准出来接受教育，逐个大队走，听取群众意见。为了显示自己在运动中的积极性，甚至公报私仇，群众是有的也说，没的也说，什么样的领导也经不住这般折腾，问题越揭越多、性质越来越严重。书记刘佐斌开始吃不住劲了，特别是，有人说他是和子禄的总后台，他怕把他也抓起来。我说：“不要紧，有些党委定的事，不是你个人问题，我们都有责任”。还有，和子禄在乡里开了一张介绍信，刻一枚运输队公章，用这枚公章在外面拉关系、走后门。工作队追查刻这枚公章是谁批准的？我说是我批的，因为我是乡长，批公章的目的是支持他拉脚搞收入，至于他用公章搞歪门邪道我不知道(实际是刘佐斌批的)。 社教试点工作队的调查工作基本结束后，于1963年8月在双桥子乡召开“万人大会”，全五常县的县、乡、大队干部、县直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参加，大会地点设在石人小学操场，搭一个很大的台子，到处贴满了标语口号，横幅上写：“双桥子乡石人大队公判大会”，台下有不少公安干警保卫，台上坐着省委副书记于杰、松花江地委书记赵荣生、五常县委书记伞玉民，还有五常县公安局长，五常法院院长等，会场非常隆重严肃，大喇叭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 上午10点，大会开始了，由县委书记伞玉民主持。
第一项议程是：揭发批判石人大队支部书记和子禄。会场群情激愤，有个农民一遍控诉，一边脱下衣服，让大家看被和子禄毒打的伤痕……。
批判会后，法院院长宣读和子禄的罪行，并当场依法逮捕，接着上来两个民警给和子禄戴上手铐，押上汽车走了。
第二项议程是双桥子乡领导作检查，第一个上台的是书记刘佐斌，他被逮捕和子禄的场面吓的脸色煞白，一上台就结结巴巴，脑袋直冒汗还不敢接触问题，不到十几分钟，就被省委于杰书记赶下台。 第二个就轮到我了，当时我心想“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怕也没用，所以，我一上台就往错误上说，并自己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我还承揽下面的问题，我说：“我是一乡之长，各大队的问题和各单位的领导问题，都和我是分不开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我作完检查，偷偷的看了一下台上，省、县领导都面带笑容，我有一种预感：大胆检查，深刻认识，还是成功的。 万人大会结束后，省县社教工作队纷纷撤退，留下部分人搞收尾，随后，省里抓的县与县对口搞社教的运动又开始了，五常县组织了以副书记陈跃林带队的大批干部去拜泉县，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松花江。 1964年元旦，试点工作队，对双桥子乡进行社教组织处理，县委书记伞玉民、组织部长、监委书记到场。 在乡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 经县委研究决定：撤销刘佐斌党委书记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党委副书记崔德山、副乡长唐景云开除党籍，调出双桥子，到县人事科另行分配。我因问题较轻、并检查全面、认识深刻，县委决定免予处分，继续留任双桥子乡乡长，并立即接收刘佐斌等三人工作，至此，“社教”运动在双桥子乡的试点结束。 四、再入风口浪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简称“5.16”通知；6月2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内容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全国上下为之震动，以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姚文元在上海抛出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长篇文章，北京掀起了揭批刘邓主义路线高潮。不过，基层还没行动。只是各地开始成立造反团，毛主席十余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已是箭在弦上。
我记得是1966年秋，县委召开乡镇和科局领导干部会议，动员领导干部要经风雨、见世面、排除顾虑、解放思想，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会议开了7天，会议一结束，基层的文化大革命就在五常城乡开展起来。
县里的动员会结束后我回乡一看，已经到处都是大字报，指名道姓，矛头都指向我。我当时还没把它当回事，自以为我是经过省在双桥子乡社教试点考验的，没啥大不了的，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更深一次地坐到了又一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
第二天开大会，我上台传达会议精神，刚传达完就上来几个青年，不容分说就把纸糊的高帽给我戴上，随后又把乡中心小学校长吴淑兰、供销社主任关喜彦也押到台上，戴上高帽，同时开始揭发批判，边批判，边有人喊口号“打倒孙作孚，打倒三反分子孙作孚！”。
当时我听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想，我有啥错误不怕你们揭发批判，干吗扣那么大帽子！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了。从那一天开始，天天开批判会，白天批一天，晚上批半宿，乡里两个团轮流批，各单位批，各大队批，批来批去,就不叫批判了，叫批斗。
在会上就你推一把，他推一把，这个打一拳，那个踢一脚，叫我低头认罪，不低头就掐脖子往下按。以后又不叫低头认罪了，而是叫“橛子”“飞机式”；批判词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说我不注意听中央新闻，天天听美国之音，我寻思那来的八宗子事，美国之音我上哪找去呀。
我的日记里，有一首毛主席诗词，写错了一个字，就是“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一个仙人洞”写成了“一对仙人洞”，自己没发现，却被造反派们发现了。他们上纲上线，说我篡改毛主席诗词，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思想。
更有甚者，挖空心思，无孔不入。说我从骨子里就反对共产党，爱国民党。理由是：他大儿子叫孙爱国，二儿子叫孙爱民，三儿子叫孙爱党，合起来叫“爱国民党”（实际上,我的三儿子叫孙爱社，是1958年大树三面红旗，搞人民公社时出生的。）
还有人说：他老婆逢守琴,是伪满时八家子警尉的小老婆。逼得我没招，不得不反驳一句：“我老婆伪满时才13岁，正念小学，没有课桌高，怎么能给警尉当小老婆呢？”逗得参加会议的人哈哈大笑，把批判会也给笑散了。
五、“八、二三”事件1968年8月23日，由于天天批判，加之农技站用烧红的炉子烤我，我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几天没参加批判会。
乡里以于长水为首的“从头越”造反团就说孙作孚抗拒揭发批判，反对文化大革命，已构成一次重大事件，要兴师问罪。于是，他率领100多名红卫兵（中学学生），边喊口号便冲进我家。
小屋里挤满了蛊惑人心的造反派骨干和不明真相而“群情激愤”的红卫兵。他们逼迫我立刻跟他们去开批斗会。我当时发着高烧，浑身发抖，人都烧糊涂了，没有一丁点儿的力气，坐都坐不起来。有几个人就跳上炕往地下拽我，我母亲将近80岁，耳朵还聋，让眼前发生的事情吓坏了。她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豁出老命挡在我身前，不让造反团的人拖我，却被没有人性的造反团推倒在炕上，揪住头发往柜子上撞，还踢了几脚(由于受到殴打和惊吓，老母亲从此神经失常，一直到去世也没治好)。
我爱人和孩子都吓得大哭，他们不约而同地在炕沿上坐成一排，以弱小而微薄的力量，拼命地保护我，与上百人的造反团抗争。当时，我的大儿子只有18岁（偏巧当时不在家），最小的女儿才4岁。
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紧张关头，大沟大队的十几个社员修路归来路过我家门口，看见这种情景十分气愤，一个个手拿铁锹把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们赶跑了。大儿子爱国,从外地回来听说此事,拿着一把镰刀要找造反派拼命,我不知哪来的力量,一下把爱国打倒,夺下镰刀。
但是，这一“事件”并未因此了结。那时候，中国的“运动”是一个接一个，每次我都是如履薄冰。你躲得过初一，恐怕也躲不过十五。我的脑瓜皮薄，怕惹出事来，就对家人说：“不要哭了，让我去我就去，批判完我再回来。”说完我就要下地，可是腿软，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走了。剩下的几个造反团骨干就强行从邻居家找来一个大筐，把我抬到乡政府大礼堂。
那天，参加批判会的人非常多，上千人的会场里挤的水泄不通，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走资派孙作孚”，“打倒‘八、二三’事件反革命分子孙作孚!”的吼声眼看要把房盖鼓起来了。但是，我的印象中只记得当时的场面、声势，至于批的是啥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持续的高烧已使我处于半昏迷状态。两腿发软，站不住，他们就架着我的胳膊批。没过多一会儿，我就觉得眼冒金花，又觉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晚上七、八点钟我睁开眼睛一看，啊！怎么上卫生院了？赵光普大夫正在给我打针，我老伴逢守琴,坐在我面前默默无语，眼泪却连成了串儿不停的哭。我在医院病还没好,造反团又强拉出去批斗,从那时起,他们既不让我上医院,也不让我回家,而是把我锁在公社一个小屋里,窗户挡的严严的,甚至呼吸都像高原缺氧那样困难,上厕所要请假,还有红卫兵看着,怕我跑了。
这样,一开批斗会,就把我拉出去,斗完了,再把我锁进小黑屋,看不见一点阳光,吃饭喝水都由家里人来送,每次送饭,门口的红卫兵都要严格检查,经允许后，才让把饭交给我,吃饭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否则 ,就抢饭碗)。
由于没完没了的批斗,晚上睡不着觉,我的身体日渐虚弱,我老伴知道后,在送饭时,偷偷将白酒装在药瓶里,蒙混过检查,她让我临睡前喝点,既解乏又催眠,喝了几次确实有效。
老伴怕我精神上承受不了,三天两头乘红卫兵不在跟前,一边哭一边劝我；“老孙那!你可往宽了想啊?这运动早晚有结束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何怕没柴烧,你可千万别犯傻呀!没有你,我和孩子怎么活呀?”她还说“运动过后,咱啥工作也不干了,回老家种点地得了”。
从我家到乡政府足有一里半地,她每天给我送三顿饭。有一天她给我送饭,一进屋,我看她脸色煞白,嘴唇直哆嗦,手不停的抹眼泪,我偷偷的叭门缝看没人,就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造反团的于坏水、马志义见她天天给我送饭,就用给糖果、爆竹等方法,唆使二、三十个八、九岁的小孩,见着我老伴就喊“打倒孙作孚,打倒地主婆”,大街上很多人也围着看热闹,把她气得直哭。我说下回你别来了,叫孩子们送吧,她说,那不行,我不来不放心哪!
这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六、“夺权斗争”的闹剧
也是68年秋，受上海夺权风暴影响，双桥子也开始夺权了。造反团总团长王德清，召开全乡造反团大会，在乡政府广场搭台子，横幅上写“双桥子乡革命造反派夺权大会”。造反派的头头们坐在台上先讲一通，然后乡党委书记宣读向革命派交权声明，说完就把党委公章送交台上。
第二个是我，上台把乡政府公章送到台上，接着就是农技站、水管站、畜牧站、粮食所、供销社、学校等等，都把公章送到台上，造反团长王德清把这些公章收拾收拾都装到他背兜里，并在会上点名抽十名年轻力壮的造反派，手持木棍保护他，怕来人抢公章，黑天白天背兜不离身。
此后，哪个单位来人办事，业务人员都往王德清那儿推，弄得王德清疲于奔命，无法招架，终于感到支持不住了，便通知各单位往回取公章，结果谁也不去取。没办法,只好他亲自往回送，求爷爷告奶奶，办公人员才勉强留下。至此，夺权斗争的闹剧就这样灰溜溜的收场了。
七、拣条命回家在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岁月里，我是多么希望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能尽早结束啊！那怕公布个什么新政策，缓解一下也好啊！的确，这次运动是我18岁参加工作以来，完整经历、亲身体验的最大的一次，它历时最长，破坏力最大，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党、于国、于我们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盼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月又一月，盼了一年又一年，特别是每年中央的元旦社论，我听得非常认真，从头到尾，结果，总是“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听完后，我心凉半截，继续承受无休止的批斗。
以后，上级又派来支左部队，我暗想，这回该好了，人民军队是最公正的。可谁知道，“支左”的解放军更厉害，谁极左,就支持谁，名正言顺，不管正确不正确。太平大队批判我的时候，就有拉林飞机场的支左部队在场，以批我为主，还有太平大队本队的外号叫“丰四秧子”的群众陪斗，我眼看着,丰四秧子就在我的脚边上被当场活活打死了。运动中，从上到下都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到处都有武斗。
丰四秧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就站在台上，批斗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对其毒打，然而会场中竟没有一个人上来制止，现场惨不忍睹，充满血腥。我虽然也挨了打，但没打到致命的地方，算是捡了条命，但那丰四秧子的惨死却在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从那以后，每次找我批斗，我就偷偷地嘱咐老伴说：“如果我回不来被打死了，你就领孩子搬回老家去吧，种点地、养两口猪，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老伴总是流着泪，点点头。
八、造反派的由来双桥子乡造反派的由来,得从头说起,省在双桥子乡搞社教试点之后,本应早派书记,而县里一直推到1964年秋,才把马德山派来当书记。
他的外号“马大卡”原是民意乡党委副书记,斗大的字认不了几口袋,县委召开乡党委书记会议,他连会议记录都记不了,工作毫无主见,东说东淌,西说西流,很多干部对这样的书记提出质疑,县委书记伞玉民说:“陈永贵没有文化,能当国务院总理,马德山没有文化,就不能当乡党委书记!”
然而,就这样的干部,却会搞阴谋,1966年秋,县召开书记、乡长关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会开到第三天,县让各乡先回去一名领导,动员群众,开始组建“造反团”写大字报,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马德山主动提出先回去,我留在县里继续开会。
万万没有想到,马大卡回乡后,他怕“文革”烈火烧到自己头上 ,就秘密找和我有分歧的于长水、马志义研究,由他们两人带头组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从头越造反团” ,马大卡也参加了这个团,并率先给我写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把双桥子乡文化大革命的矛头直接转到我头上……。
原乡里一些老干部气不公,随即组建了以关金凯、杨占军为首的“勇敢造反团”矛头直指马德山。这下热闹了,“从头越”批判我,“勇敢”就批判马大卡。批判我的时候,我既不反驳,也不推诿,而批判马德山的时候,他总喊冤:“什么事我都不知道,都是孙作孚干的” ,他把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对马大卡的几次批判,使他自感被动,于是,公开声明退出“从头越”造反团,转入后台当参谋,这一招,确实蒙蔽了一些群众。
副乡长史本芳,是县银行培养的后备干部,来双桥子乡锻炼,她见马德山支持“从头越”,也想乘机捞一棵政治稻草,便参加了“从头越”造反团,并很快成了“从头越”造反团的急先锋。
乡里通讯员佟忠学,因马德山当他许愿,要提拔他当乡干部,为了在马面前有所表现,他迅速成了“从头越”的马前卒。
党委秘书于长水（外号叫于坏水），双桥子社教试点期间，他因为犯错误而受到处分，他认为是我整他，其实，我当时是主要挨整对象，哪知道他那些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上窜下跳，想致我于死地而后快。
由于“从头越”造反团成员大都是外单位的,真正的乡干部没有几个,而于长水在里面,名声很臭,呈日益瓦解之势。
就在这时,省军区派来解放军016支左部队,为首的是大尉军衔、营级干部肖友文。“从头越”的于长水观察到肖友文爱接近女性,于是就使出“美人计”叫史本芳和徐雅芹接近肖,肖开始还比较公正,后来就干脆站到“从头越”一边,他极力压制和瓦解“勇敢”造反团,公开称“从头越”为革命造反派,“勇敢”造反团为保皇派,并动员全乡所有造反派组织支持“从头越”,压得“勇敢”造反团不敢伸头。肖还统揽乡里大权,大事小情都须经他点头,而且还不顾影响,大白天和史本芳、徐雅芹在乡里小宿舍鬼混……。
后来此事被“勇敢”造反团成员杨占军发现了,他把肖友文来双桥子乡的所作所为写成材料,去县武装部揭发,回来时,因快车在双桥子不停,跳车时,将腿摔伤,以后又到省军区反映,军区派人来调查,证实情况属实,故下令将肖友文调回军区,就在肖调回哈不久,史本芳和徐雅芹竟又追到哈尔滨肖友文家里,在肖家吃住好几天,被军区发现,这回肖更无法抵赖,只得接受军区给予的降职降衔的处分,这是文革期间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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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08-3-26 20:3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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