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管子所言“国以民为本”“君霸王，而社稷定”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只有树立起远大的政治理想，固民本，兴王道，布仁政，开诚心，施
公道，依托国家实力，凭借民众支持，在国际国内树立广泛的政治信誉，以成王霸之业，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对内安定，对外强大的国家，才能真正屹立于天下强国之林。统治者先立志而后兴国“君霸王”是远大的政治理想；“社稷定”是良好的政治效果，这二者是前因后果，相互引导，而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一个国家的称霸与强盛，不是凭空幻现的海市蜃楼，而是其饱和的内在精神力量的一种释放与外延，这也就是“内安强而外王霸”的道理了。
齐国凭借自身实力，推出了正确的外交军事路线，竖起了“尊王攘夷”这面大旗，对外成功的输出政治理念，首先抢占了国际外交战略的制高
点。从公元前680年始至公元前644年止，在三十六年的时间里齐桓公九合诸侯（实际会盟十一次）。以齐国军队为主力的诸侯联军，采取了“
先北后南”“北攻南守”的战略，攻伐山戎北狄，深入北方沙漠，灭孤竹国，先后对燕国、邢国、卫国、杞国、徐国、提供了直接军事援助。
为抵御戎狄的侵扰，齐国帮助邢国修建夷仪城，帮助卫国修建楚丘城，并对邢卫两国提供经济与物资援助。齐国通过会盟与中原所有主要国家
均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外交与军事合作关系，并获得了在王京洛邑与卫国、鄶国驻军的权利。从公元前661年开始到公元前644年的十七年的时间里，齐国建立了由自身主导的军事联盟，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分别与宋、曹、鲁、陈、卫、郑、徐、许、八个国家结为军事盟国，在重大危机中联合作战。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为了遏制楚国向中原地区的扩张，率诸侯联军讨伐楚国在中原各国中的唯一盟友——蔡国，由齐国主导的强大的中原
联军进至楚国边境城市陉亭，楚国震动，楚王遣使会盟。
此时的齐桓公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又定襄王之位，公元前651年召开的葵丘之会更是盛况空前，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齐桓公以“宗伯
”的身份一匡天下，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中原事务仲裁者的地位。
说到这里，后人不免有一个疑问：在春秋争霸的最初舞台上，郑先齐后，而为何齐桓公最终成为“五霸之首”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学者认为：郑并非大国，领土人口极为有限，郑国缺乏政治军事称霸的客观条件。
其实，当年郑庄公称霸的战略条件是非常优越的。
（1）郑国是春秋初期第一个崛起的军事强国，可谓将强兵精，曾经一举击败诸侯联军，具备相当的军事实力与军事优势。（2）郑国战略位置
极为重要，是东周王室东部重要的战略屏障国家，承担着护卫王京的军事重任。因此，历代郑国伯爵均为周室所重。郑国地近王京，具备独特
的地缘战略优势，可以就近对中央王朝施加政治影响。（3）郑庄公的君父郑武公当年在骊山之难中，积极率兵勤王，郑国军队最先赶到镐京
，后又与诸侯迎立平王即位，共同护卫周室东迁。因此郑武公也成了周室为数不多的辅政大臣，一举改变了虢公、卫公、周公等家族长期
把持王政的局面。郑国对周王朝可谓有“救驾”“迎立”“护卫”“辅政”之功。郑国与王室之间传统政治关系异常深厚，并成为天子近臣。
郑庄公即位后继承了这种政治资本。庄公素有大志，精明强干，为政老练，且加祭足、颖考、子都，祝冉等贤卿良将的辅佐，可谓“君明臣贤
”具备其他诸侯不可比及的政治优势。以此来论，春秋初期的郑国并非不具备争霸所需的战略条件。郑庄公是有实力成为诸侯之首的。
郑庄有此三利，再加上郑国将强兵精，逐渐产生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野心，利用周室辅政大臣的地位，对朝廷进行全面渗透，与周王互
换太子，意图长期操控王政，以至于“挟王”不成，公开奉行强硬路线与周王室撕破脸面走向政治军事对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郑国不仅
无法在政治上号令诸侯，而且还成为了天下众矢之的。
当然，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齐桓公的“尊天子以令不臣”与郑庄公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两种操控最高权威的手段不仅有着本质与动机
的区别，而且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效果也大相径庭。应该说最高政治权威本身具有“天下宗主”的地位，具有某种道统与精神的独立性，
其本身的传统政治资源是非常丰厚的，并不是可以轻易挟控的，如果挟控了，其号召力也就大打折扣了。“尊王”是战略博弈中的双赢格局
，“挟王”是战略博弈中单赢格局。“尊王”可以使争霸国家加深与最高权威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挟王”只能使两者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
趋于紧张，甚至于完全破裂走向敌对。应该说“尊王”是一种外部相互包容的“下助上”尊控模式；“挟王”是一种内部积极渗透的“下克上
”挟控模式。前者因远而亲，后者因近而仇。
郑庄公与齐桓公采取了两种战略目的相同，而战略手段不同的争霸策略。双方都寄托自身实力，一个“挟王”一个“尊王”，郑庄公在“挟王”的全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优势；而齐桓公在“尊王”的全过程中，逐渐赢得了政治优势，为自身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在天下诸侯的心目中，郑庄公的政治形象是明而不贤，齐桓公的政治形象是贤而又明。郑国虽称雄一时，但一直无法树立与其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威望，其霸权无法得到各国认可，总是面临严峻挑战。这也就是郑先齐后，郑近齐远，而齐桓公最终成为五霸之首，而郑庄公虽然号称“春秋小霸”最终“霸而不霸”的原因之一了。
齐国的对外争霸模式，可以概括为一种以国家经济实力为基础“外交为主，军事为辅”“内力外义”的合纵称霸方略，这是第一种争霸模
式。第二种称霸模式就是以后来晋国为代表的以国家军事实力为后盾“军事为主，外交为辅”“内力假仁”的连横争霸方略。这两种“争
霸观”一直延伸到二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深刻的影响着国际战略思想。即使是二战之后的美苏争霸，其战略称霸思想也没有完全跳出这两种争
霸模式的大格局。
齐国“内力外义”的争霸模式其主要手段与方式可以归纳为：
第一阶段，首先成功的对外输出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观，同时赚取最高政治权威组织的配合默契与授权，使二者之间达成某种政治利益联盟，使自身对外称霸过程中，所有的政治外交与军事行为都披上一层合乎最高权威的合法合理的外衣，意图最大限度的减少争霸阻力。而同时最高政治权威“号令天下”的地位只能在大国争霸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只能自觉地纳入这套争霸体系中，心甘情愿的被争霸国家所操控，充当一面号令天下的政治大旗。这就是管子所谓的“尊王”。
第二阶段，争霸国家在赚取最高权威的认可与授权之后，在建立自身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同盟的同时，还要树立共同的假象敌，这个假想敌可以是和自己价值观与民族精神不相同的，也可以是相同的但异常强大具备足够威胁性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只有拥有共同的假想敌的时候，才是最稳定的。联盟中的各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合作才是最密切的。这就是管子所谓“攘夷”的实质。
齐国与公元前661年起，正式得到周王室的授权，并开始组织会盟，压服了挑战者宋国，顺利的完成了对外称霸的“尊王”阶段。齐国在“攘
夷”的过程中，巧妙树立了“戎敌”与“荆蛮”这两个与中原国家风俗文化迥异的政治敌人，并依托自身雄厚的国力，奉行“内力外义”的政
治方略，对同盟中的燕国、邢国、卫国、杞国、徐国提供了军事，经济，物资援助，确立了自身军事保护国与最大的外援国的地位，强化了战略同盟关系，稳固了战略领导地位。齐国通过会盟，与同盟国家建立一种互惠双赢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公元前664年，北方山戎进扰燕国，燕国紧急求援，齐国军队讨伐山戎，灭孤竹国，燕庄公恭送齐桓公入齐境，齐桓公谢礼道：“非天子，诸侯护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国”并将孤竹国土地赠送给燕国，并规劝燕君恢复召公德政，勤于尊王纳贡。作为霸主的齐国对受援国不倨傲，不贪利，所作所为不仅合乎当时以“周礼”为圭臬的国际规范，而且确立了与同盟国分享利益的称霸原则，同时也维护了王室的政治权威。齐桓公将“内力外义”称霸理念诠释的非常到位，可谓仁至义尽，极为漂亮。也正是奉行了“内力外义”的宗旨，齐国所构建的霸权体系使每一个成员国都可以在这种全新秩序中受惠，更加愿意接受强齐的主导。
受“内力外义”合纵称霸观的主导，齐国的军事战略采取的是一种“外交为主，军事为辅”的原则。
齐桓公在称霸的三十七年的时间里，会盟十一次，平均每三年一次，大规模组建诸侯联军六次。齐国用外交会盟的方式，加强各国之间的高层
联系，确立由齐国领导的军事同盟，联合处理各种突发危机。齐国利用诸侯联军共同作战，不仅可以起到借力与国，示强于敌的作用，而且
还使其军事盟友尝到对外用兵的甜头，而自身降低了单独作战的风险，可谓一举多得。齐国处于东海之滨，地理位置偏远，与宋、晋、郑、
许、滑等中原国家均不接壤，与陈、蔡等西南国家更是相距遥远。为改善这一不利局面，齐国利用军事同盟关系，获得境外驻兵权，与驻在国
成立联合防卫机制。从公元前661年起，齐国获得了在卫国、王京、鄶国的驻兵权，控制了南北两大战略前沿与中原政治中心。在南北中三个重要战略方向上，加强了自身的军事影响，稳固了战略两翼与战略腹心，有效的遏制住了敌对国家的扩张与侵扰。因此，齐国“外交为主，军事为辅”的军事争霸策略的运用，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齐国在对外称霸的过程中，非常谨慎的处理同晋楚秦等军事大国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同一流军事强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而重点打击
那些三流敌人，用老百姓的俗话讲：就是柿子先拣软的捏。以当时的列国形势而论，戎狄弱而荆楚强，戎狄部落势分形散，荆楚王权集中强大
，所以齐国采取了“先北后南”“北攻南守”军事策略。先后伐山戎，灭孤竹，驱北狄，讨淮夷，而对南方的楚国，则采取了组建诸侯联军防
堵与吓阻的遏制型战略。并于公元前656年正式与楚国会盟，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政治联盟体系中，意图加以控制。对当时强盛的晋国奉行的
咄咄逼人的领土扩张政策，齐国所表现的态度尤为谨慎。齐国对晋国公然吞并虞国与虢国的行为，采取了规避策略，没有触及晋国锋芒。
晋献公死后，齐国与秦国共同扶立公子夷吾为晋惠公，对流亡到齐国的晋公子重耳给予特别礼遇与政治庇护， 但不介入晋国最高领导层的
权力纠纷中，也不支持重耳回国即位。应该说，齐国对晋国采取不干涉政策是极为得当的，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齐晋两个相同价值观的北方大
国发生迎头碰撞的可能，维护了中原的平和局面，避免了齐国的主要对手楚国利用中原内乱从中渔利的可能。
齐国对楚国遏制而不决战，对晋国交好而不干涉，使齐国避免了无胜算把握的争霸战争，正确的处理了“霸与义”“忍与争”“战与和”“
为与不为”之间微妙的博弈关系，在对外称霸中成功的避免了的军事风险与政治阻力。因此齐国未经大战，以最小的代价，一帆风顺的称霸
中原３７年，一匡天下。史称：五霸以桓公为首，五霸以桓公为盛！
非常有寓意的是，齐国称雄天下三十七年，而其强大的原因却起源于四十多年以前的一次三人秘密对话。《吕氏春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小故
事：
齐襄公时期， 鲍叔牙，管夷吾，召忽三位贤人彼此要好，相约共同辅助齐国。召忽说：“我们三个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有三足，去掉那个都
不成，公子小白一定不会立为国君，不如我们三人一道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国人讨厌公子纠的母亲，因而牵连到公子纠。公子小白失去了母亲，国人都同情他，谁立为国君还未可知呢，不如让一个人侍奉公子小白。”所以鲍叔牙作了公子小白的师傅，而管仲与召忽留在了公子纠那里。
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非常有贤德，如果公子纠能够继承君位，作为师傅的管仲也一定会被信用，而齐国也终究会强大，然而历史选择了小白。
公子小白幸运的成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而公子纠却为此失去了生命。历史从来都是在幸顾与冷漠中，主宰着人间世。
国君需要的是幸运与气度，而贤才需要的是机遇与眼光。前者需要“运”与“度”；后者需要“机”与“识”。
管仲良禽择木而栖，而不避另一良木，以成君子殊途同归，分而后合之势，难道这不是管夷吾的功劳吗？齐桓公不计前嫌，不念宿仇，不分派
系，不论亲疏，信重管仲这样的奇才，一曰问仲父，二曰问仲父，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自身丰功美名皆具。人君劳于选贤，逸
于施政，难道这不是齐桓的功劳吗？鲍叔力荐管子，举贤不避亲，荐能不避旧，而自愿退为求其次，难道这不是鲍叔牙的功劳吗？召忽与管鲍
定君子之盟，共扶社稷，以成君子鼎立之势，君子散则小人强，君子聚则小人退，难道这不是召忽的功劳吗？
子华子说：“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乐其所亡。所嗜不同，故其福祸亦不同。”齐桓公先嗜爱霸业，而齐国强冠诸侯；后嗜爱宵小，而齐国遂
失天下。可见，有志望，必出贤君，有贤君必出国士，有国士则邦本固，邦本固则仁道兴，仁道兴则民众强，民众强则国有力，国有力则雄居天下矣！
优良的政治传统培育优良的政治志趣，优良的政治志趣化为优良的政治气度；优良的政治气度孕育优良的政治文明；优良的政治文明打造优良
的政治文化；优良的政治文化引导优良的政治环境；优良的政治环境召唤优良的政治人才；优良的政治人才凝聚优良的国家精神；优良的国家
精神锻造优良的民族风貌。难道这不是古今中外一切强国的兴邦之道吗？难道这不正是“齐桓晋文之事”留给后世穿凿时空，飞于神枝，凤鸣九天，开辟鸿蒙的启迪吗？一个贤明的领导者，又怎可不深深的体会它呢？
（全文完）完成于2008年2月5日
注释：
(1) 齐国领土面积；参见《史记 齐太公世家》
(2)齐国均地分力的政策；参见《管子 乘马篇》
(3) 齐国作内政寓军令 ； 参见《管子 小匡篇》
(4) 西周军制：《周礼 夏官》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5) 齐国薄刑罚以厚兵甲的政策；参见《管子 中匡篇》
(6) 齐国帮助邢卫两国修建夷仪城与楚丘城一事；参见《吕氏春秋》
(7) 子华子之说；参见《吕氏春秋》
